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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矛盾与新发展理念的超越

发布日期:2021-07-08 18:43   来源:未知   阅读:

  学术界未能“彻底”回答资本主义精神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内在矛盾之间所存在的悖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变革促进了资产阶级职业精神的塑造,以此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但是却疏漏了二者之间的裂变。他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头足倒置,并忽视了禁欲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矛盾使资产阶级必然坠入意识形态合法化危机的窠臼。只有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再生产的唯物史观叙述出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精神的时代局限性。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关照一种全新方案,也是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意识形态的超越,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全球治理新意识形态重塑。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SQ2019-MY05)。

  【作者简介】胡芳(1983-),女,湖北天门人,法学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贵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涛(1994-),男,陕西安康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直是资本主义文化或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当代学者关于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他们主要从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宗教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的角度来开展研究的,但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的亲和与对立,乃至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缺少唯物史观的深层剖析,而未能达到理论说服的“彻底性”。鉴于此,从资本主义精神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进行剖析,是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重要途径。资本主义精神已日益走到历史的尽头,习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意识形态的超越的全新方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它内化于我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实践。

  韦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阐明了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基础性作用,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预定论对于资本主义精神交往的生产劳动关系的职业精神的预定,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平稳运行,而后禁欲主义又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耦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

  新教伦理是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精神再生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教义将资本主义的盈利精神视为污秽,认为那种为了营利而营利的行为根本上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行为,这无疑束缚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因此,资产阶级亟需突破这种视财富为罪恶的宗教观念,进行意识形态的重塑。而宗教改革所分化出来的基督新教主张获利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即把牟利的行为认定成一种具有道德的活动,这是所有人的天职,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天职一词出自《圣经》,蕴含着极强的宗教观念,指上帝留给人类的任务,在宗教改革中,路德对天职的解读是其原有内涵的重释,他认为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即履行世俗事物,这一观念剔除了天主教伦理中的戒律,主张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方式是履行个人与现实社会中所处位置相对应的责任这一天职,而不是通过隐修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起初这一观点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但是随着“因信称义”这一理念的传播,天职观的地位逐步提升,履行天职被认为是践行胞爱的外在表达,这种明显带有经院哲学色彩的观点很快消失殆尽,得以保留下来的天职观强调神意的因素,即只有履行现世的职责才能得到上帝的认可,作为被上帝创造的个人,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给每个人早已安排好的天职,并一如既往地去践行,以此来得到灵魂的救赎,违背上帝所设计的这一天职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在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下,每个人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恪守天职,安分守己的工作。韦伯指出:“我们必须摆脱一种观念,那就是作为历史的必然产物,宗教改革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导出来”,[1]他认为经济变革不是宗教改革的动力,相反,是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使得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现世劳动得到了宗教认可和道德重视,这才推动了经济变革。毋庸置疑,在西欧各宗教国家,一旦履行世俗的职责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的认可,就意味着给雇佣劳动这一劳动关系披上合法化的外衣,而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预定论规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职业精神,它作为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理,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关系提供了精神交往依据。而且在当时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引发了重大的文化和政治斗争,令统治者认为含有极大的政治威胁因素,同时对政治的稳定、宗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预定论也被公认为是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条。《威斯敏斯特信纲》中指出,上帝预定有些人和天使得永生,而其余的人则受永死。换言之,上帝在不可预知的预旨中预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由于上帝的预旨彰显着极强的的精神,故被上帝赐予恩泽的人永受恩典,而未被恩典的人永不可得,更可悲的是每个人对上帝的预旨都不得而知,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内心无休止的孤寂,每个人都遵守着上帝的预旨,而这只不过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人们只能在上帝已经设定好的命运下无休止的遵从自己的天职,无论他们是何出身,做什么工作,都是上帝的旨意。毫无疑问,预定论作为新教伦理的重要拼图,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中极具代表性的敬业精神这一职业精神的产生,在雇佣劳动关系下,工人以敬业精神主导其观念和行为准则,一方面,使得工人兢兢业业的去工作,另一方面,预定论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平稳运行。一言以蔽之,职业精神的预定论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关系提供了精神交往依据。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渗透进个人行为之中,与日常生活的宗教相耦合。它最先存在于天主教隐修制度的规则中,随着宗教改革,各种新教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孕育出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等教派,它远离了隐修团体式的生活,成为了身处世俗世界和它的各种制度之中的生活。韦伯在对新教入世禁欲主义所做的概括中指出:一方面,它反对骄奢淫逸、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另一方面,它将获取财富的行为冲破了传统伦理的藩篱。禁欲主义是以预定论为出发点的,在预定论的浸染下,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新教徒存在的意义就是增添上帝的荣耀,因此要遵从上帝的预定完成现世的劳动。关键在于,是否获得恩典始终是缠绕在信徒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得而知,只有通过勤俭节约、努力奋斗、创造财富来缓解恩典与否的忐忑。在新教教义的诉求中,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信徒不得不服从上帝无比坚定的权威,同时没有哪一种行为不应该受到一以贯之的自律,只有履行上帝所预定的天职而进行劳动,并消除随意且冲动的享乐,才能尽可能的确定自己获得救赎,而这正是他们生命和工作的中心。按照上帝的旨意对个人的生活加以理性的规划,使得入世禁欲主义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现世生活的基本准则。入世禁欲主义无疑与资本主义精神高度关联,一方面,禁欲主义导致了财富观的变化,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所有获取财富的行为都是令人唾弃的,但是禁欲主义认为追求财富的世俗劳动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与资本主义获取利益的根本目的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入世禁欲主义所倡导的理性消费、节制欲望、财富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中的资本原始积累高度契合。总之,入世禁欲主义不仅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以其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高度耦合,加速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以天职观、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伦理,对整个欧洲社会从上至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天职观使得履行现世的天职得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可。其次,预定论导致了资本主义所必要的职业精神的产生。最后,入世禁欲主义使资本主义精神从远离尘世转而进入到日常生活。总而言之,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并成为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触媒。

  韦伯以资本主义精神再生产的立场出发,揭露出新教伦理对社会意识形态、职业精神、日常生活这三方面的再生产,催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其所处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头足倒置。他只看到了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却未曾思考过何种因素推动了宗教改革,造成这所有的恰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宗教阻挠了资本主义的成长,于是经济基础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

  资本对剩余价值增殖的本质欲望需要资本主义精神为其经济基础所服务,逻辑关系上说,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剥削的本质头足倒置。韦伯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就清教徒的立场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比刺激资本积累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促进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产生,清教徒的立场对这种经济生活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经济人正是在他的哺育和培养下产生”。[2]诚然,韦伯的观点带有强烈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下形成。实则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他认为宗教伦理不能作为判定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依据,而是始于物质生活的矛盾。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同阶级和国家密不可分,它是作为阶级利益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而统治阶级是为了资本家而服务,资本家又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他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增殖,故资本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带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4],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产生,才需要与这种现实基础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十四世纪初,西欧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土崩瓦解,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方面,自然经济的破坏,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给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手工业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掌握,如此一来,放贷者和商人用积累起来的生产商品所需的要素进行生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便被资本家所支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天主教所主张的逐利即罪恶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一是天主教会成为了西欧各国强化王权的阻力,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恰好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持,二是天主教声称个人增长资本的行为和商业贸易是极为堕落的行径。此时迫切地要求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正如“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5],资本主义的发展呼唤观念上层建筑的变革,于是乎“宗教改革”便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入世禁欲主义提倡追逐财富是增添上帝荣耀的唯一方式,同时要求限制消费,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产生了与其发展相适应的入世禁欲主义。历史和实践证明,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的剥削本质上下颠倒,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既不能从它自身来认识,也不能以人类精神为出发点来解释,相反,它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职业精神,但是这种职业精神却是与“人的类特性”背道而驰。韦伯通过举例有一定宗教背景的女孩,特别是信仰虔信派的女孩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有极强的工作责任感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以此来说明是宗教教养破除了传统主义,与宗教教养具有高度亲和性的职业精神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词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6]在马克思看来,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上的,资本主义职业精神也不例外,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作为它的强大敌人的前资本主义,即劳动者缺乏自觉性,每个人赚钱的目的只是为了过一种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获利是资本家唯一的目的,然而前资本主义所体现的消极的职业精神阻碍了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主义在自身质量上的提高,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是作为关键因素存在的,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盈利的目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劳动者对劳动的态度、劳动意识的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呼唤职业精神的变革,那么在西欧诸宗教国家,要让勤劳敬业这种职业精神内化为所有人心中的共识,最有效的方式无疑是借助宗教的无上权威,宗教改革提出的职业预定便成为了人们在工作中所遵循的准则。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但是,这种建立在雇佣关系上的职业精神主张人们以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救赎,毋庸置疑,这种职业精神与人的自由劳动这一“类特性”相背离。

  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入世禁欲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成长的桎梏。韦伯提到:“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的解禁相结合,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施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流向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这自然会有助于增加资本”。[8]诚然,他只看到了新教入世禁欲主义对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却未看到由此而引发的生产过剩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香港六合一家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反观工人,则越来越贫困,他们所得的工资只够维系他自己和家人最低的生活需求,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发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生产过剩现象,大量的工人流浪街头、沦为乞丐、甚至被饿死,工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使自身的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便抱怨当前的经济关系,1825年英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佐证。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耗,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只有完成了消费,资本增殖的链条才算完整。但是传统宗教中的入世禁欲主义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的主要财富都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他们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但却限制消费、控制欲望,资本家将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用于消费,而是扩大再生产,反复地进行着资本积累。第二,工人所赚取的极为可怜的工资只够用于维持他和他家人最低的生活需要,也就是说工人并没有消费能力,资本家便通过开展信贷业务刺激工人去消费,以通过信贷这一剥削的方式达到刺激消费、攫取利润的目的,但是这是与禁欲主义相悖的。总而言之,新教所主张的入世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逐渐与其相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的需要突破传统宗教的藩篱。

  马克斯•韦伯所赞赏的资本主义精神已日益走到历史的尽头,其时代局限性越来越突出,社会呼唤新的意识形态超越它,自此背景下,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资本主义精神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调动了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竞争、冒险精神,但是这种对经济增长需求的合法化的价值认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引发由贪欲所致的消费主义、资本贪婪和普遍债务,从而导致自然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枯竭。[10]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习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11]的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关照一种全新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12],也是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意识形态的超越,亦是对“文明冲突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全球治理新意识形态重塑。

  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所称颂的以“天职观、预定论、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建立在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劳动剥削基础上的纪律服从、职业宿命论、有限的个人欲望满足的劳动职业观念。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狭隘利己主义、资本的自由主义、剥削的霸权主义和奢靡的消费文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念外化,它不仅自身的内部自相矛盾,其帝国主义的观念体系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普遍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危机。习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斯·韦伯所赞赏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积极扬弃和本质超越,主要表现为:以“创新”工匠精神超越资本主义职业精神;以“协调”供给侧超越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以“绿色”美好生活超越个人主义的“虚假的需要”;以“开放”超越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以“共享”发展成果超越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

  坚持“创新”的新发展理念,培植社会主义的创新性的工匠精神超越资本主义的职业精神。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1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集”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为一体的时代建设者,“劳动光荣”是职业伦理价值,“精益求精”是职业灵魂。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理性吸收诸如守时、认真、爱岗、敬业、勤劳、注重细节等资本主义职业精神的合理内核,强调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以天职观为基础的职业伦理,一个鞋匠的“天职”就是尽量将每一双鞋做到完美,如此才能获得上帝的嘉许,也在机械式的重复劳动中获得“斯宾诺莎式”的幸福。无疑,这种勤劳、敬业、追求完美、注重细节的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借鉴。但是,这种以服从资本家(或老板)的命令为“天职”的职业观念将人固定在既有的劳动纪律的“井圈”里,不准越雷池一步,禁锢了劳动者的创造性。由于资本主义精细化的分工,使劳动者局限性在某个狭小的工作领域,机械化的劳动也消耗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工作成为了只是谋生的手段。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在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人私人目的的手段”[14]。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职业精神是建立在劳动剥削之上的,个人的劳动是达到资本家牟利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劳动使人产生了异化,令人感到沮丧和不幸,而不是幸福。因此,资本主义职业精神终将败倒在正义之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注重培植创新性的工匠精神,充分发挥精神生产的能动作用。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工匠们以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为灵魂,在不断雕琢产品、享受改善和升华劳动成果的过程中享受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资本家给工人们预定的“天职观”显然不同,是对其局限性的超越。列宁指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密不可分,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又是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中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将优秀的时代职业精神这一意识形态嵌入劳动者的意识中。此外,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对其进行培育和推崇,有机的整合社会意识,是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建设具备重大影响力的价值观关系国家的方方面面。而工匠精神植根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产生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将劳动光荣、爱岗敬业、奋斗拼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相融合,植入广大劳动者的头脑中,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也比任何时期都靠近中国梦,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实现中国梦需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实现,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产业工人。所以,第一,要切切实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指明劳动者是为了自身的美好生活而劳动,而不是他人,以此来激发人民大众的主人翁精神,提高其劳动积极性。第二,一种精神要发挥作用,必须使其融入社会生活,令人们在实践中去感受、去领会。通过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主流媒体的宣传、文化的陶冶、实践的培养、制度的保障,使勤劳、敬业、创新的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内化于人们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外化为人们的自觉实践。第三,还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加强对青少年的文化教育,使优秀的文化精神代代相传,培植劳动人民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坚持“协调”的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所不同,新发展理念更强调“协调”生产资料对生活资料需要的满足,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享乐主义是资本增殖逻辑背后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从商品的生产链来说,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对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的漠视,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在货币流通(G-W-W’-G’)中,资本家更加重视生产链的末端消费的实现,因此,为了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缩短资本运转的周期,资本家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对“消费”主张的合法性,享乐主义就成为这种资本增殖逻辑的必然产物。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有限节制的积累。但自从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社会分离后,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伦理”,[15]摧毁新教伦理的不是他物,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财富的增长,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入世禁欲主义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滋生了商品拜物教、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社会意识,进而从中衍生出了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消费主义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在日常生活观念的衍生,它直接导致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引发了人们再次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结构性矛盾的反思。新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简单粗暴地对GDP“增长”的强调,更加重视“协调”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强调生产领域对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引领作用,而强调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决定消费,一手抓结构性改革,一手抓补齐民生短板,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好保障民生的“加法”和不利社会发展的“减法”,统筹好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是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

  坚持“绿色”的新发展理念,摒弃新自由主义“虚假的需要”,追求美好生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这种打着“自由”的旗帜,反对国家政治权威主义,以实现消费自由,躲进网络虚拟空间的小楼成一统,逐渐与社会关系相脱离,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它注定是被动的、片面的、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在这种消极自由的驱使下,劳动仅仅是人们为获取消费自由的工具而遭到厌弃,而产生了各种“虚假的需要”,个人生活的动力(或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个人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填补自我物质上的空虚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这种新自由主义也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毒害颇深。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这一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能力的发展,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16]。这种为了填补自我物质上的空虚感所产生的需要,正是当前社会的一种病态,韦伯赞赏的新教伦理的勤俭节约的入世禁欲主义被彻底击倒,使人们被消费文化的鬼魅所缠绕,挥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一是由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发性的驱使,商家近乎疯狂的向人民大众兜售消费主义文化,以达到盈利的目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企业家们依托大众传媒这有效的方式,狂热的向消费者兜售消费主义文化。二是受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驱使,品牌“符号”成为人们衡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外在标签“标签”,人们通过消费一些带有身份符号的商品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达到外观的“合法化”。三是受“都市社会”的竞争性焦虑感所困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无论是生存压力的驱使,还是为了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条件,抢占“资源的有限性”的意识形态思维不断地制造着人们生存焦虑的紧张与不安。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对消费符号“虚假的需要”张扬,而是以“绿色”为内核,把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以奋斗为底色,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文化,量入为出,适度消费来促进社会与人的发展需要协调相统一。

  坚持“开放”的新发展理念,立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超越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在国际外交的准则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传统的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以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事务的主要手段,使得国际政治一直朝着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而“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世界政治日益走向霸权的末端,某些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的霸权主义思维使得各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目标都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而将邻国或他国设置为“假想敌”,以邻为壑遮蔽了世界问题的本质,造成了世界格局的紧张、冲突和灾难。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的消退而终结,它们现在仍然掌握着经济、政治、文化的话语权,零和博弈、单边主义的霸权主义极力扩张势力范围,“文明冲突论”的大国沙文主义不绝于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绞尽脑汁的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文化渗透。这种冷战思维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韦伯指出,最具理性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无疑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而这种理性主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在计算各种利益得失的情况下,做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抉择,因而,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成为帝国主义普遍的选择。虽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著作中自始至终都未曾给资本主义精神作以准确的定义,但是他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年轻商人的忠告》中的话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牢记,时间就是金钱。牢记,信誉就是金钱。牢记,金钱有增殖和衍生的特质。牢记这一名言:精明的掌钱人是他人钱包的主宰者。注意不要把你所掌控的都视为你所拥有的,生活要量入为出”。[17]我们可以从韦伯的字里行间提取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一是获利是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是永生的使命,这是资本主义精神最突出的特质。二是处于市场关系中的资本家,同样遵从“适者生存”这一规律,为了适应市场关系,则必须遵从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交易规范,否则就会沦为乞丐。三是为了最大化的获取经济利益,一方面那种追逐利益的锱铢必较、小肚鸡肠的恶习便暴露无遗,另一方面他们会运用完全不择手段、不顾社会伦理道德的方式去谋取私利。四是理性的簿记方式、对资本和劳动进行理性的组织,而这种行为方式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更多的攫取利润。四是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他们憎恨任意挥霍财富并且限制消费,但这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所体现出的是拜金主义和贪得无厌。从这些特质中明显的发现资本主义精神中牟利的一般特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这是由资本的剥削本质所决定的。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霸权主义不同习总书记则提出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其他国家,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共同对抗、解决难民危机、防控重大传染性疾病、消解环境恶化等难题,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家园,世界上200多个国家都是一家人。习强调,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各国同舟共济,推动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才是未来的出路。中国将“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19]

  坚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超越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令资本主义最得意的是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创造了极大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在社会需要的趋势下层出不穷,更新速度非常快。虽然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它“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可是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0]这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使社会到处都充斥着狭隘的利己主义,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均被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异化如一个个“原子”,彼此没有密切的联系,人与人陷入了“冷漠”的“孤寂”之中,精神空虚、社会关系淡漠,人始终找不到“类本质”的安宁。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决定着精神生产,不仅如此,精神生产所特有的超越性对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客观地来看,虽然资本主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肯定,但是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现代性的后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值得警醒和反思。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逆经济全球化”思想不同,习总书记提出开放合作,命运与共,欢迎世界搭乘中国的“快车”和“便车”。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三化”原则不同,习总书记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原则,其本质就是天下政治与列国政治、集团政治、私人政治的差别。

  总之,资本主义精神中既有爱岗、敬业、冒险、积极进取等积极的一面,也有拜金、贪得无厌、自私狭隘等腐朽的部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之所以如此繁荣,这要归因于其开放性与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汲取它积极向上的一面,也要认清并远离其虚假的一面,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消解大国沙文主义。新发展理念不仅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所需要的硬实力基础”,[21]它还是超越资本主义精神的时代局限性的新方案。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

  [10] 参见胡芳:《论资本主义文化新的特征、危害及影响》,《理论月刊》2013年第5期。

  [11] 《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

  [1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13] 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6]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9] 《习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21] 项久雨:《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